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(2/2)

所不同的，则佛家认世界的现状，本是坏的，若其所谓好的世界而获实现，则现社会的组织，必彻底被破坏；宋学则认现社会的组织，本是合理的，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，各于其所当的地位，各尽其所应尽的责任，以致不好。而其所认为合理的组织，则是一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德、理和政治制度。

在商业兴起，广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扩充，每一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规模，业已破坏净尽，有自给自足质的大家族，亦不复存在之时，早已不复适宜了。宋儒还要据这一个时代的德、理和政治制度，略加修改，制成一方案，而人以实行，岂非削足适履？岂非等人于杞柳，而以为杯棬？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，是有很大的价值的，而其治世的方法，则本不可用。不过在当时，中国的思想界，只能在先秦诸和玄学、佛学两思想中抉择去取，化改造，是只能有这个结果的，而文化化的趋向，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导。

经宋儒提倡之后，士大夫的气节，确实是远胜于前代。但宋儒（一）因其修养的工夫，偏于心，而事多疏。（二）其持躬过于严整，而即以是律人，因此，其取人过于严格，而有才能之士，皆为其所排斥。（三）又其持论过，往往不切于实际。（四）意气过甚，则易陷于党争。党争最易使人动于，失却理，就使宅心公正，也不免有弊，何况党争既启，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？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、多方掩饰的伪君，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去。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，是非淆而无从辨别时，就真有宅心公正、顾全大局的人，也苦于无从措手了。所以宋儒本是不适宜于政治事业的。

宋儒不知其所主张的德、理、政治制度，正和这一规制相反，却要借其所主张的德、理和政治制度之力，以达到这一个目的。其极端的，遂至要恢复井田封建。平易一些的，亦视智愚贤不肖为自然不可泯的阶级，一切繁密的社会制度，还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导着实行，而其所谓组织，亦仍脱不了阶级的对立。所以其结果，还是打不倒土豪劣绅，而宋学家，特如其中关学一派，所草拟的极详密的计划，以极大的心去推行，终于实现的寥若晨星，而且还是昙一现。

在君主专制政，政治上的纲纪所恃以维持的，就是所谓君臣之义。这纲纪，是要秩序安定，人心也随着安定，才能够维持的。到兵荒，人人习惯于裂冠毁裳之日，就不免要动摇了。南北朝之世，因其君不足以为君，而有“殉国之无因，保家之念宜切”的贵族。到晚唐、五代之世，此风气，又盛行了。于是既有历事五朝而自称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，又有许多想借重异族，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。由今之，无变今之俗，如何可以一朝居？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。

若说在社会上些自治事业，宋儒似乎很为相宜。宋儒有一个优，他们是知社会上要百废俱举，尽其相生相养之，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，使人人各得其所的。他们否认“治天不如安天，安天不如与天安”的苟简心理，这一，的确是他们的。但他们所以能如此，乃是读了经书而然。而经书所述的，乃是古代自给自足、有互助而无矛盾的社会所留遗，到封建势力逐渐发展时，此等组织，就逐渐破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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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候，外有敌的压迫，最主要的事务，就是富国兵，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。最需要的，是严肃的官僚政治，而宋学家好作诛心之论，而忽略形迹；又因党争而淆是非，则适与之相反。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，而从第十一世纪以来，中国的文化，却受其指导，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。

，到第十七世纪的中叶止，支中国的思想界，约六百年。他们仍把社会看作是各分所构成的，仍以改良个人为改良社会之本；要改良个人，还是注重在心上，这些和佛学并无疑异。